“天人感应”的火灾理念与明朝皇帝的“罪己诏”

中华民族关于火与火灾的理念，起源于人类朴素的唯物主义认识，但到后来，随着"人火”与“天火”的区分，唯心主义的成分越来越多，神秘主义色彩也越来越浓。

西汉统治者再度推崇儒家思想时，根植于中华民族心中关于火与火灾的理念，被儒学大师董仲舒锁定在唯心主义的“天人感应”学说上。

董仲舒的“天人感应”学说，赋于当朝统治者和普通老百姓关于火与火灾的理念以全新的诠释，现实生活中的客观实际与主观臆断得到了有机的相连，使“天火”之说发挥得淋漓尽致。

这种"天人"是如此“合一”的诠释、相连，居然具有一种独特的“完美感”。

汉代以后“奉天承运”的皇帝，基于“君权天授”的理念，一般信奉董仲舒“天人感应"的哲学思想，这在明朝的皇帝中尤为突出。

他们把董仲舒“国家将有失道之败，而天乃先灾害以谴告之，不知自省，不出怪异以惊惧之，尚不知变，而伤败乃至”的论述奉为经典，并且态度非常虔诚。

朱元璋初即皇帝位，遇到火灾，就自责修省，为子孙做出榜样。

此后一旦发生重大火灾，明朝各代皇帝莫不诚惶诚恐，屡下“罪己诏”、“省躬思咎”、“以消天谴”，并采取其他祈禳措施。

他们还普遍“求直言”，或“素服”、“避殿”、“减膳”,甚至“撤宝座”。

在明朝的17个皇帝中，除惠帝、仁宗、穆宗、光宗4个短命的皇帝外，其他13个皇帝共下"罪己诏”20次，超过以往任何一个王朝。“天人感应”的火灾观，成为明朝统治阶级对火灾认识的主流。

“罪己”现象在明代相当普遍，即使是以荒淫和荒唐著名的武宗皇帝也不敢违。

正德九年正月十六日(1514年2月10日)，武宗在宫中张灯娱乐，不幸所贮火药被引着，延烧乾清宫。

灾后第二天早朝武宗穿“浅色服”，避开正殿，改在奉天时“撤宝座”，并敕谕群臣:“朕恭承天命，夙夜孜孜，勉图治理。我者乾清宫灾，朕心惊惶，莫知攸措。”

当然，董仲舒“天人感应”的理论既是唯心论，又是形而上学，在古代就受到东汉的王充、北宋的欧阳修、王安石等人的批判。

但是“天人感应”的理论为后世官员向皇帝进谏，进行监督提供了一种武器。只要出现灾异，官员都能找到理由批评朝政，向皇帝进谏，要皇帝节欲、尊贤、安民。

在“天人感应”的精神枷锁下，不少皇帝小心谨慎，如履薄冰，在出现灾异时，常下罪己诏，广开言路，听取谏议。这就体现了"天人感应”说的威力。

这种对皇帝起到约束的机制，对稳定社会、缓和阶级矛盾、安定人民生活、发展生产无疑是有利的。自然，对防灾救灾也有一定的积极作用。

因此东汉的王充尽管对“天人感应”进行了多方面的深刻批判，但仍对董仲舒讲“天”，意在表达人心，教化君主的良苦用心可见一斑。